炎黄学：炎黄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整理/汝梦艳

摘 要：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是一种提升，更是一项学科建设。这项学科建设完全符合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和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时代要求，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文化自信”，有利于我们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有利于改变当前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实现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相转化，将不同研究成果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

关键词：炎黄学；文化创造；文化创新；文化自知；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产生新学问，这是学术和学科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40年来，时不时地听到学术界呼吁建设“炎黄学”的话题。无论是从国学研究的视角，还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来讲，“炎黄学”学科建设，既有利于提升炎黄文化的研究层次，也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因为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而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推动中华民族的龙头文化研究，完全符合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求，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文化自信”。

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体。不变是指有些学科是超越时代的，它构成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属于基础性的。变是指有些学科有其时代特殊性，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样，时代不同，学科的特色不同，新生学科的诞生，每每都是新时代的产物。炎黄学就是顺应时代的需求而提出的。我们现今正处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弘扬，应该是同步的，而炎黄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始文化、龙头文化。回应时代的需求，建设炎黄学科有如下六个“有利于”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通过 “文化自知 ”而达到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 “文化自信”。我们知道，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知。炎黄学学科建设，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自远古而来的文化特质具有基础性的建设意义，也就是说，炎黄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我们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诚然，在由“文化自知”而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一点上，以往的炎黄文化研究也有近似的作用，然而它远不如炎黄学学科建设这种方式更有意义。炎黄学与炎黄文化研究这两种方式，在培养和增强文化自信、自觉上，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炎黄学是把我们对炎黄文化的自我认识，放在科学的、系统的学理基础之上来进行学术建树、学科建设和文化弘扬的。所以，炎黄学凸显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只有在科学性和系统性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也是我们把炎黄文化研究提升为炎黄学的价值所在。

第二，有利于改变当前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的结构性困境。

自1991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以来，27年来研究会的历届领导做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如出版发行了由执行会长萧克上将主持的100卷《中华文化通志》，出版了由李学勤、张岂之两位副会长主编的8卷本《炎黄汇典》，创办了《炎黄文化研究》丛刊等。各地的炎黄文化研究会也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寻根敬祖如火如荼，在凝聚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着自己的困境。炎黄文化研究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如，科研与教学脱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再如，科研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研究成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也无法将不同研究成果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多年来，这些问题在炎黄文化旧有的研究模式与框架下只会反复出现，不断重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从结构这一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我们找到了通过建设炎黄学学科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炎黄学学科的建设，以学科为依托，通过学科平台，这些顽症才能得到解决。这也正是炎黄学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第三，有利于改变各地炎黄文化研究中忽视学术性要求、不成系统、碎片化的问题。

全国各地炎黄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与普及的学术性支撑和学科性支撑、各地的炎黄文化的关联性、炎黄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和体系的构建等诸如此类的课题，只有通过炎黄学学科建设才可以得到解决。如就某一地域的炎黄文化研究与全国的炎黄文化研究的关系而论，炎黄学作为一种学科要求，它可以促进“从本地看全国，从全国看本地 ”这样的双向互动发展，可以促进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即立足本地、放眼全国的层次，把全国乃至海内外的炎黄文化的研究联合起来，形成天下一家的局面。这当然属于新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四，有利于总结和提升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包括古史传说在内的中国上古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旗手的“古史辨”派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之后，学术界对包括炎黄在内的古史传说的研究形成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研究范式、三种话语体系。古史辨派一整套（成系统）的疑古，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古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反思的力度开始加强。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版时还是较单薄的，而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增订本”则很有分量，在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最近30年来，学术界批评“疑古过度”之声不绝于耳。“疑古过度”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继续讨论，但也不能忘记，顾颉刚先生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古代文献大规模整理高潮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所谓古史传说，是指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以后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但是，古史传说有“实”有“虚”，虚实相混。对于古史传说中的“实”，尹达先生在1983年《史前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衷心的祝愿》一文中称之为“史实素地”。杨向奎先生说，古史传说是一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徐旭生、尹达、杨向奎等先贤，在对待古史传说的问题上，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涉及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这样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对近代以来“信古、疑古、释古”的学术思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总结，并加以提升，但目前并没有做这样的科学总结和提升。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与把古史传说究竟应归于什么样的学科，学术界并不明确。从学科的归属上讲，古史传说既不能单纯地归属于神话学，也不能单纯地归属于历史文献学，而把它放入炎黄学之中，学科属性则可得以理顺。因此，我们说炎黄学学科建设，可以对近代以来“信古、疑古、释古”的学术思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升，也有助于推动上古史的教学走向深入。

第五，有利于把炎黄文化研究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结合起来，并以此整合包括古典文献、考古学、人类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使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画卷多姿多彩，有血有肉。

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多学科相结合的系统工程，它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以上这些学科，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局限。我们以炎黄学为平台，整合相关的各个学科的优势，克服其局限，做到互补互益，这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乃至对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上古史的教学来讲，既可以增强史实和资料的丰富性，亦有利于做出理论上的创新。

第六，有利于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根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

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对“人文始祖”炎黄的祭拜，还是对炎黄文化的弘扬，都与海内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心理心态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本质内涵；在延绵不绝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不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分裂割据或遭受变故的黑暗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炎黄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摧折、难以磨灭的精神维系，是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亿万子孙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建设炎黄学，通过“文化认同 ”而促进“民族认同 ”和 “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分力量，这是从事中华文化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的责任和使命。通过炎黄学学科建设，将中国人心的炎黄情结以及以炎黄为内核的民族心理、价值观等观念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系统的学理基础之上，从而走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悖论语境，使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及其事迹既可爱又可信。

与较为单纯的“楚辞学”“春秋学”“敦煌学”“洛阳学”“神话学”“甲骨学”“古文字学”等相比，“炎黄学”是带有跨学科特点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也可以称为综合性学科。笔者对炎黄学初步的界定如下。在时代上，炎黄学研究所包括的时代范围：一是指炎黄二帝及其所在的时代；二是指与炎黄密不可分的整个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三皇时代。在历史文献资料的使用上，按照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以先秦时期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为第一等材料，以秦汉时期的资料为第二等材料，以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资料为第三等材料。在考古资料的使用上，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第一等资料；进入成文史的历史时期以来的考古学实物资料（包括地上的后代的庙宇、陵寝等建筑物和碑刻等资料）的等次性将依时间的先后而递减。现代国少数民族和国外土著民族的人类学资料则可作为参照系而对待。在学科的构成上，炎黄学涉及历史学、历史文献学、训诂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是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炎黄学的特质。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要求“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外，还要求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高校成立炎黄学研究院，进行炎黄学学科建设，正是对党中央国务院这一意见的落实，完全符合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战略需求。当然，炎黄学研究院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是任重道远的。仅就学科建设而言，首先就要进行相应的 “炎黄学”的教材和教学建设实践。它需要先把由全国十数名专家学者担任授课老师的“炎黄学课程”，逐步转化为由高校自己的老师来授课，即逐步实现 “炎黄学课程”教师队伍的“本土化”；它还需要把授课教师们的教案和讲稿修改为教材，并加以出版发行；它更需要协调全国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能供全国通用的《炎黄学概论》教材。这一系列工作只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整合形成稳定的炎黄学研究共同体并创造出丰富而系统性的科研成果。

总之，中华炎黄文化若要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炎黄学这样的学科平台；而炎黄学学科建设则需要以大学和研究院为依托。创立炎黄学研究院、建设炎黄学学科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把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建立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之上，极高明而道宽广。